为理解奖励的限制，我们需要放弃干巴巴的经济学术语，以及它简化的经济人假设，建立更复杂的人类行为观。格兰特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奖励不一定比强迫更可取；奖励有时会用来代替劝说过程，而这种代替，是民主社会要付出的真正代价；奖励是自愿交易，但这一点并不能平复它们带来的道德问题。”奖励机制和技术系统类似的地方就在这里：一旦扎下根来，就很难重做思考，取消它们；它们不容易融入杜威的探究过程，而且，由于太过有效，哪怕面临排山倒海的批评，也能轻易延续下来。
猴子、性和可预见的威胁
可惜啊，游戏化的顶尖倡导者们，只在功利主义的版图里上下求索，对将游戏奖励构建到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有可能为公民产生怎样的影响，从来不曾考虑。也许，他们认为，为了让人遵守交通规则、分类垃圾，给予游戏积分和奖励，跟直接给钞票是不同的。但真有多大的区别吗?或许真的没有现金转手，但很明显，人做事的动机改变了：此前，你遵守交通规则，是因为你在乎自己的安全，也在乎其他司机的安全；你分类垃圾，是因为你关心环境，而现在你这么做，却是因为好玩。大多数针对奖励计划的批评都站得住脚：一旦取消了游戏奖励，你不容易回到原来的习惯上。同样，奖励计划对人的性格有腐蚀性影响这一点同样说得通：有时候，我们希望公民出于正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而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比玩《愤怒的小鸟》游戏还有趣。
超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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