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柯曼和坎宁安最感兴趣的是游戏化的商业应用（让人们点击东西），所以他们对游戏化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未作太多讨论（当然，只有一句简短的话：“有趣是新的‘负责’；理查德·塞勒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得换一本书来看，也就是游戏化运动的真正圣经，简·麦戈尼格尔(JaneMcGonigal)的《游戏改变世界》(RealityIs Broken)。简·麦戈尼格尔是硅谷的大师，流行游戏设计师，还是“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Future，这是帕洛阿尔托第一家生产动听未来主义说辞的机构)的研究员。
麦戈尼格尔已经成了鼓吹应用游戏化逻辑解决世界重大问题的头号拉拉队长；如果解决方案主义有一位亲善大使，非她莫属。她认为，游戏可以“帮助普通人实现全世界最紧迫的目标：治愈癌症，阻止气候变化，传播和平，消除贫困。”给联合国外交官配备上Wii游戏机，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作家兼游戏审美家史蒂芬·普尔(StevenPoole)评论《游戏改变世界》时说，“如果有一种新的时尚草药或者治疗技术声称自己有望治愈一切，从害羞到秃头到癌症，你一定知道：这是狗屎。”
麦戈尼格尔同样有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可讲：几年前，她偶然在橱柜门上撞到了头，患上了脑震荡，令得她度过了漫长而又孤独的一个月。但多亏她设计了一个聪明的游戏，她设法让亲人定期给她打电话，跟进她的病况。进步的味道闻起来可真香甜啊。在游戏化降临之前，谁想到过要打电话问候生病的妹妹、孩子或伴侣呢？没有勋章没有反馈循环，我们是怎么设法做到这一切的？还有，勋章上到底得怎么说才合适呢“50点敬畏：我今天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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