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苏联的规划人员也是游戏化的热心支持者，尽管他们从来没用过这个词；他们喜欢的标签是“社会主义竞赛”，意思是让所有工人和整个工厂，全部投入到竞争当中，争取最大的奖励：一枚红色劳动勋章。游戏研究员马克·尼尔森(MarkNelson)注意到了苏联游戏化的经验与游戏化，“工厂竞争模糊地融合进了体育比赛的内容：工厂不光在生产上互相竞争，也可以像足球联赛里的各球队那样竞争。利用真正的游戏竞争，再加上城市自豪感和体育狂迷等文化因素，构成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在工业生产中全面游戏化。”当然，工人也许很喜欢竞争的方面，但我们不应该罔顾事实：这种乐趣，有可能让他们忘了注意自己的工作条件是多么艰苦和可怕。
游戏理论家伊恩·博格斯特，对游戏化提出了最为激烈的批评，并在一篇言辞挑衅的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去他妈的蜡笔”，含义不言自明)中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尼日利亚诗人沃尔·索因卡(WoleSoyinka，后获诺贝尔文学奖)曾利用找得到的一切书写材料，在狱中岁月曾写出过好多动人的诗歌。在博格斯特看来，像《开心农场》这样的游戏，并未带给玩家行使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余地，比尼日利亚监狱的条件好不了多少；你能做的无非是点击鼠标，幸运的话，能把东西搬来搬去（博格斯特设计了一款游戏，玩家除了在一头丑陋的奶牛上点鼠标，什么也不能做。他的本意是想讽刺，却不料游戏在网上大获成功。他写文章就是针对这一现象给予回应)。数字囚犯们能像索因卡一样，想出办法规避控制，保持创造力，但他们没有理由忘记自己仍然置身牢房。引用博格斯特的话来说，“魔术师用帽子变出了专制，人们绝望地进行了适应，可这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呢。”伦敦地铁仍然可怕，哪怕旅程的可容忍度更高了些。
超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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