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让我们对“技术无意识”变得更敏感，发现早就我们技术狂欢的底层设施，超越数字化简主义、“推搡”的霸道作风、游戏化的简单粗暴，鼓励用户成为公民，而不是只懂得价格和百分点的消费者，不是信不过、做不了正确事情的孩子，更不是斯金纳实验里不给奖励就做不了正确事情的老鼠。所有这些项目都认为用户有能力思考、审议、清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关切；它们把用户设想成复杂的人类，在使用这些设备的过程中，要根据自己珍视的价值观，做出不可避免的痛苦权衡，并在与设备进行对话期间，逐渐修正自己的价值观。这些用户决不是理性选择理论或古典经济学里的自动机器，用固定的、明确的原则对待每一个问题，对自己的效用曲线有着完美的认识。
大自然保险丝及其对抗性
没有一套考虑周到的理论脚手架，所有这些“不稳定电器”和“技术捣蛋鬼”都会遭到嗤笑，以为是后现代花哨设计的怪脾气。功能主义趋势（从广义上说，也就是认为我们使用的技术都有清晰的预设功能和目的，设计师们应该尽全力让自己设计的设备完整一致地将这些功能和目的表现出来)妨碍了设计师履行另一种责任：将自己设计的物体用于启动对话。
但只有当我们放弃原先的看法，也即“审视我们所使用的技术，审视其底层的广泛社会技术系统”本身并非重要功能，功能主义主张才能站得住脚。如果我们改变了最初指引功能主义的假设（也即对设备应该做什么、怎样去做存在普遍共识)，支持更类似杜威的立场，认为共识只是暂时性的、事出偶然的，应当通过辩论和审议对其不断修订，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番情形呢？
智能的工具，愚蠢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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