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的整个生活都按照情境犯罪预防方案进行了优化，如果所有的诱惑都被消除了，如果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做正确的事，那么，我们用来培育自我的精神牧场，也就大大缩水了。如果我们采用用动态的观点看待人格，把它当成是一种只能缓慢而逐渐浮现出来的东西(在个人自我发展语境下以及更广阔的数代人发展的历史语境下)，那么，我们就可能不光看到自己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更关注自己是怎么做(和没做)的。换言之，如果把自我本身看成是偶然事件，永远都在流动，那么，自我浮现的过程也就跟自我带来的行为同样重要了。按照这种看法，我们行动的过程和程序，跟行动的结果同样重要，因为只有通过相互欣赏和两者之间的张力，我们才能成为自已这个人。
如果一套方案想通过奖励孩子勋章和游戏积分来动员他们帮助老人，另一套方案则通过动员孩子们的公民责任意识来这么做，那么，哪怕两者实现了完全相同的结果，造就出来的孩子也完全不同。使用来自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理论的过度简化模型，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每当它们面对一种全新的情况，就必须设想出一套抽象的、独立的、与历史脱节的全新公民设定。故此，如果想动员孩子去做不同的任务（比方抗拒小饼干的诱惑去解数学题），就立刻忘了先前通过玩游戏鼓励帮助老人的那种孩子—许多软件和项目就是这么干的。但孩子们显然不能像计算机那样重新启动；我们需要孩子两者都做，我们需要他们一点一滴地积累经验，而不是让经验互相抵消。构建一个只有最有效结果（而非实现这些结果的过程)的世界，不太可能让孩子们意识到人类激情、尊严和尊重的深度。收集勋章带不来尊严；在本可以别有选择的情况下以高贵的态度做事，才能带来尊严。修补了这块精神牧场，其他的选择说不定就消失了体现尊严的可能性也就随之泯灭。
智能的工具，愚蠢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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