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隐私的帮助下，我们获得了一种能力，可以在自我成形的空间周围设置、维持此类限制，可因为自我跟踪、终身记录的增多，外加无处不在的计算，隐私不断受到侵犯。这些限制画出了我们精神牧场的场界，便利了我们个性的浮现没有个性，我们就只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员。隐私的目标不是要保护自我免受侵蚀，而是要创造边界，让自我浮现、变异，并逐渐稳定下来。这里，重要的是框架(或过程)，而不是结果或内容。换句话说，限制和约束，也可能有正面作用哪怕整个“互联网”历史都持相反的主张。
真实性问题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我们不是通过表达有关自我的某些内在真相来实现真实(早在18世纪，卢梭就曾揭穿过这种关于真实性的说法)，而是靠在传统和惯例（由我们所从属的群体里的其他成员设置)的约束之下行为自主且一致来表现真实。一如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Williams)在《真理和真实性》(TruthandTruthfulness)一书中指出，只有在此类社会限制之下，我们才能理解真实性项目；没了社会限制，真实性项目就丧失了一切意义。从表达真实性是一种自由选择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人在荒岛上孤独出生、长大，是无所谓真实性的。
智能的工具，愚蠢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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