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和谢丽尔·桑德伯格的主张相反，我们不应当以为Facebook只是在便利我们表达真实的自我，而是应当问清楚Facebook是怎样居间调解真实性这一条件的（它有时候靠的是树立新障碍和新限制条件，但更多的时候，则是靠摧毁障碍和限制)。
数字技术极大地扩展了我们进行自我实验的小房间的门与窗，我们如今已经来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些房间马上就要变成玻璃房子了。科学史学家彼得·盖里森(Peter Galison)和法律学者玛莎·米诺(Martha Minow)甚至警告我们，有可能出现一种在技术和法律推动下的“下行螺旋”，影响人的自我感觉也就是自我表达、自我试验的空间感，尊严和沉着感，无需当众陈述的轻松和宽慰感。”
所有这些概念都有历史，故此不应当看成是不可改变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偏离眼下最紧迫的任务，也即识别出它们在我们生活中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并争取捍卫它们。或许，现在是时候考虑这样的可能性了：如果人们放弃隐私（换取优惠券或者更个性化、更高效的搜索），那么，他们放弃的东西可能远超自己的想象，他们交出了属于自己、且不应当变卖的东西。在隐私和尊严领域，我们需要类似“大自然保险丝”式的项目：我们有这么多人乐于用隐私交换更好的搜索，因为这么做的后果，我们尚未完全看清。我们并不知道，公布自己健康信息的决定，是否会对某个患病的人造成影响。除非我们意识到自己应该替别人承担起这样的考量，要不然，我们是不太可能在做决定的时候想到他们的。
不足为奇，由于自我显现的过程仍然很难追溯，很多人仍然相信，自己有着稳定、完全自主、永不改变的自我。但在我们等待此类项目出现的时候，不妨听听盖里森和米诺的意见，放弃过度简化的功利主义理论，为自我显现和繁荣保留一定的空间。盖里奇和米诺写道，“考虑到自我的复杂性，将隐私概念简化成纯功利性的框架，就像是把一尊雕像压扁，在二维空间理解其本质一样。这种扁平化举动，或许会让安全及隐私看起来像是简单的平衡动作(在天平的左右两边各放上12盎司的砝码)，但它无助于承认人们所需的审议空间，无助于尝试新的行为方式或不同的讨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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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