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忽视的重要文章。
我们的数字技术未来将如何发展，不是“互联网”如何运作、计算机如何运作的因素，而是我们选择怎样让它们运作的因素。有些技术需要公开和透明的伦理；有些技术需要保密和藏匿的道德。有些技术会促进合作，另一些技术会助长个性和独立。“互联网”没有伟大的逻辑；和凯文·凯利及其追随者的看法不同，“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若放在50年或20年前的宏大尺度上，我们正在经历的重大变革（自我跟踪、终身记录、“推搡”、游戏化和数字先发制人)压根就不可能。但是，体制和政治逻辑们(我在这里故意用了复数，因为怪罪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或者全球主义都不对)悄悄把这些方法插入了制定政策的工具包，而制定政策的工具包本来不是什么新鲜东西，跟“互联网”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跟互联网中心主义一些最忠心的信徒一样，坚信史蒂夫·乔布斯是自由或创造力的最大敌人，我们有可能误解甚至低估了敌人。不讨论B·F·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就谈游戏化，不讨论理性选择论、芝加哥经济学派就谈数字技术先发制人，这似乎就是误导；对“互联网”、手机和维基百科的普遍兴奋，会让我们忘了关注很多并不新奇的潜在现象。我是苏联最后岁月里成长起来的人，还记得苏联管理者的游戏化爱好：把孩子们送到地里去收割小麦或土豆，因为孩子们缺乏动机，就给他们分配积分或勋章。今天通过手机来分配积分(也不强迫人下田干活)的做法，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旧现象装在了新瓶子里，我们不应该受新瓶子的愚弄，忘了自己应该等一等，看看它们会怎么往下发展：我们已经等了颇长时间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如今展现出来的画面是很不好看的。
人们往往认为极客和工程师是保守派，至少，不愿意变革：他们只是遵照吩咐，按需开发。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判断，因为工程师绝非如此。工程意味着拒绝接受现状是唯一可行方式，往往会引入革命性的维度。历史学家肯·阿德勒（KenAdler)曾说过，“工程是在一个简单而激进的假设上开展的：眼下的一切，只是一堆原材料，要靠这些原材料来建设美好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无需把任何现有安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每一件事都有待根据当前愿望加以检验，所有的实践都可按照理性的要求重新设计。”工程师的问题不在于他们保守；而是他们不够保守。对他们来说，凡事都可以商榷包括尊严和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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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