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互联网理论家看到MP3技术，会想起软件“Napster”(典型的“互联网技术”)，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叙述；但后互联网理论家看到MP3技术会想到声音压缩的历史，于是从1910年前后开始进行叙述——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Sterne)在近作《MP3：格式的意义》(MP3:The Meaning ofa Format[斜体])中就是这么做的。研究搜索引擎的互联网理论家可能会从斯坦福和Google开始，并约略提及范内瓦·布什1(VannevarBush)的memex²；后互联网理论家则会进一步向前追溯，挖掘出类似阿尔伯特·卡恩³(Albert Kahn)这类不起眼的人物，还有保罗·奥特勒(PaulOtlet)和亨利·拉封丹(HenriLaFontaine)试图收集全世界所有知识的“世界馆”(Mundaneum)。这个清单可以无穷无尽地列下去，但趋势很清楚：后互联网态度带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们大多数的技术辩论，都由对历史无知的浅薄叙述占主导地位，后互联网态度驳斥了它们，并带来了更多元、更丰富、更强调历史的经验。
一旦我们认识到，过去100多年，几乎每一代人都觉得来到了技术革命的最前沿（不管是电报时代、无线电时代、塑料时代、核子时代，还是电视时代)，要维持“我们的时代很独特”这样的神话就困难多了。或许，这样一来，解决方案主义者就再也无法用革命化的修辞来证明自己激进公共方案的正当性。一旦我们进入后互联网世界，技术大师们(甚至一部分学者)就很难再空口断言某样东西具有革命性，却拿不出良好的实证证据就好像革命不言而喻，无需进一步提供证据。
1 杰出的美国工程师和科学管理者，是发展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主要组织者。
2范内瓦提出的一个概念，类似互联网的前身。
3法国银行家，20世纪最初10年，他曾通过照片创建“地球档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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