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大多数理性选择理论的传统学者一样，罗曼(舍基误以为她是个历史学家，实际上她是个政治学家)在解释东德的集体行为时，不是专注于历史和文化因素，或是考察新意识形态和新观念的出现。这种分析需要拥有比大多数政治学家广泛得多的当地知识。理性选择论学者接受的训练是运用数据来构建模型（很类似过去几十年那些没能预测到前苏联崩溃或其他重大事件的学者），因此他们的案例研究在设计上去掉了不少地方色彩。
因此，为了解释1989年这场抗议，罗曼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基本不依赖环境的信息信号与动机理论，说明人们如何同步协调其行为。由于罗曼模型里的人是单向度的和无关历史的角色，所以信息连锁反应理论在加尔各答也和在开罗一样有效(这就是说，除了给出一些平淡乏味的归纳概括，它基本上完全没用)。因此，该理论认为，如果人们看到大街上已经有其他人在进行抗议，会倾向于加入，但只有在抗议到了某个可计算的高点以后才会这么做。
这么一个无聊的方法就能帮助我们解释1989年(或就此而言，2011年)革命，未免太值得怀疑，尤其是因为这种分析由于专注于社会运动的信息策略，它必然会忽视社会运动反对的国家机构的动力学机制。正如两位著名东欧历史学家史蒂文·科特金(Steven Kotkin)和让·格罗斯(JanGross)提到罗曼著作时所指出的，“光是由于共产主义国家的性质，就从共产主义经历出发来概述社会运动，这么做可能很危险。”然而，舍基不只是概述，他运用了罗曼的信息连锁反应理论来解释各地“互联网”的政治影响“互联网”推动更好的信息信号机制，正因为如此，市民预期将反抗得更为频繁。舍基有句精炼的名言：“行为就是经过机会筛选的动机”，这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无聊理论家们有可能找到的最好的口号了。
27 1991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28 英国经济学家，交易成本理论及科斯定理的提出者，对产权理论、法律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有极大贡献，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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