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选择理论对政治变化的诠释有多好呢？几十年后仍然众说纷纭，但是它的倡导者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正如唐纳德·格林(DonaldGreen)和伊恩·夏皮罗(IanShapiro)在他们对理性选择理论的猛烈抨击(它还瞄准了罗曼的著作)中所指出的，它的主要支持者“有一个从事方法驱动的研究’的共同倾向，并且……这个倾向是普世主义推动力的特征。”换句话说，既然建模是他们的锤子和唯一工具，理性选择理论的支持者就把一切都看成钉子，所以他们试图解释任何一种行为，不管是复杂的还是特定文化的，空谈动机和机会。难怪克莱·舍基能用信息连锁反应这一理论对厌食症女孩儿、开源社区、东德革命和白俄罗斯叛逆少年进行解释。这是个解释一切的理论，却是泛泛而谈，忽视细节，实际上它最终什么也没解释。正如格林和夏皮罗所指出的，政治行为远不只是动机和机会。实际上，“塑造它的可能是对集体目标的热情、对领导人的态度、运动中的卓越象征性人物，还有个人适足感和参与义务。”解释模式的选择取决于需要解释的是什么，它不能只是遵循自己构建模型或研究动机与机会的偏好，即便数字平台和技术能为人们机会和动机的演变状况提供大量数据。对罗曼关于1989年抗议的解释或舍基关于过去几年的政治抗议的解释进行批判，不是要否认技术的重要性，更不是要质疑抗议的需求，而是要指出，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更富深意、更启迪智慧的方式
046
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