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探讨这些事件。
再次引用格林和夏皮罗的话，理性选择理论“把对政治事件成因的公正探究，变成了摘要式写作，并且以自己偏向的理论为代表。如果一个人(在进行实证研究以前)信奉某个政治学理论，那么，如果遇到明显的实证异常会对此种理论造成威胁，那就要把它解释掉。”这或许最准确地总结了为什么当今许多带有互联网偏见的政治学理论为何总是错得离谱吧。舍基和他的追随者们所依赖的模型虽然名义上与“互联网”相关，实际上却是夹带着“某种政治学理论”的私货（也就是说，认为公民碰到正确的信号和正确的工具，会对刺激作出相应行动，并团结一致)。用它来解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发展简直太简单化了。舍基从未提到随他的方法而来的沉重知识包袱。实际上他只是把罗曼当成了历史学家，所以信息连锁反应理论可以说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历史叙事，而不是人类行为的简化模型。任何意外出现的人或事(比如发现独裁者也很明智地使用了同样的技术，或者是人们并不总是对刺激做出反应，或者民族主义和宗教这等力量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施加着深远而不可预知的影响，本身也为技术所改变，等等)都被简单地斥为技术恐惧悲观主义。本着真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互联网中心主义通过互联网悲观主义和互联网乐观主义这两极来进行自我支持，把任何批评都打扮成这两个极端的某一种表现形式(并最终消化之)。挑战这种思想观念和这种说话与思考方式，立刻就会被斥为太悲观或太乐观，就好像想不出其他别的批判方式了。这就是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至少，它在热门辩论中是这么表现的)，它不容许对方法论进行讨论，因为它认为只有一种方式来谈论“互联网”及其影响。
舍基对罗纳德·科斯的公司理论和随之而来的交易成本论的崇拜似乎更难反驳，这不仅仅是因为科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我们的互联网理论家的著作里经常出现对科斯的引用。除了克莱·舍基，尤查·本科勒(YochaiBenkler)也大量借鉴科斯理论来探讨开源运动。科斯的理论本身没有什么错，在商业环境下，它们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解释，甚至推动了经济学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但是问题来了，以交易成本观点来考察一家加利福尼亚新创公司，比对伊朗社会应用这套招数更容易。更廉价的数字技术可能确实会降低伊朗的大部分交易成本，这样的结论尽管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其实说了等于没说，因为除非我们对伊朗的文化、历史、政治有所了解，否则我们对所有这些想象中的成本下降的背景就一无所知。谁是有关参与者？有关交易是什么?
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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