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其他许多对年轻人如何使用技术进行评论的人一样，《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及其续篇《宏观维基经济学》(Macrowikinomics)的作者唐·泰普斯科特和安东尼·威廉姆斯(AnthonyWilliams)认为，“互联网”创造了全新一代，也即所谓的数字原住民。泰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爱死这些家伙了！他们正“为职场、社区和市场带来开放、参与和互动的新伦理。”进一步说，“网络一代不是被动地接受大众消费文化，而是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搜索、阅读、审视、验证、协作和组织上(从Mp3文件到抗议示威无所不包)。”他们是“审视一代”，“在他们或与同辈圈里人一起对信息进行光速筛选时，他们对权威更加怀疑。”更好的是，“今天的年轻人自己就是数字革命的权威，而数字革命正改变着每一种社会机制。”
这有多少是真实的呢？很难说。一些研究表明，在所有年龄段里，年轻人对数字文化的许多方面，往往见识最少。举个例子，2010年，一项研究调查了用户对在线隐私的了解状况，它发现，“在各年龄段里，18到24岁年龄段有更高比例对隐私政策标签的含义、企业向其他公司销售或分享其数据的权利几乎一无所知。”正如该研究的一位作者所写，“许多人归于年轻人（所谓数字原住民)的网络悟性似乎并未转化为隐私知识。”换句话说，并不是年轻人不在乎隐私，他们在乎，他们只是不具备泰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认为他们具有的那种数字悟性。2009年对五所英国大学的学生所做的一项实证研究发现，“把1983年后出生的一年级学生描述成一个世代有些太过简单化了……(他们)在对新技术的使用和了解上并非同类……位于网络一代年龄段里的学生存在极大的差异。”但进行这样的研究自然不如冥思苦想“正改变每一个社会机构的数字革命”来得性感。后者的回报可能也更好。
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