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标签，只意味着希望以不同的态度认识这些变化。
举个例子，历史学家迈克尔·沃博伊斯(MichaelWorboys)对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所谓“细菌学革命”颇有著述。他确认有四个互有联系的变化，经常被人用来证明真的存在一场“细菌学革命”。深入研究这四个变化的证据之后，沃博伊斯得出结论，“历史学家们在理解19世纪80年代的时候，往里头塞了许多原本发生在更长时间段里的变化。在这十年里尽管的确出现了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显著变化，但在整个医学领域，连续性与变化之间的平衡却很不规则。”注意，沃博伊斯没有否认罗伯特·科赫35(RobertKoch或路易·巴斯德(好吧，叫“巴斯德”或许更合适)的重要性，他只是指出，这些发现改变医学实践的实际方式要迁回曲折得多，绝非预先注定或不可避免的。
试图既承认重要变化又不落入新纪元主义模式，如此微妙的解释在互联网研究中非常难寻。也许是时候跟互联网专家来个攻守易位了，别再让他们解释“互联网”了，我们必须先明白为什么他们要以这种特殊方式来解释数字技术，不断向“互联网”及其本质发出祈祷。为什么断裂对话和革命性话语风格取代了所有其他的分析形式?为什么我们会给老的活动贴上新的标签，会臆测懵懂少年掌握了全部的技术，会相信“互联网”引发的讨论复杂得无与伦比?是时候问个清楚了吧，如果讨论自身(即讨论所关注的议题和阐释的问题)用革命性的方式来构建，我们会忽略些什么？
没有人比克莱·舍基更好地证明了断裂对话的诱惑性和局限性，所以或许我们有必要回到他的理论。舍基到处都看到数字革命，而它在传媒业却尤其显著。“如果有人想要我们说清楚未来将如何取代报纸，他们其实是希望我们说，不会爆发革命的……他们想要听到谎言。”他这样宣称。按照舍基的说法，革命不可预测的，只能实时进行判断。因此，“你越认真地相信某件事情是一场革命，你越容易承认你无法预测未来，而它是不是一场革命也无法预测。如果可以预测，那就不可能是一场革命。”这可真是个有趣的坦白，一心想断绝对技术未来主义者的批判。如果他们搞错了(他们总干这事)，他们可以把这些错误一笔勾销，就当是超级革命时代所必须负担的业务成本。
35 德国医师兼微生物学家，因发现炭疽杆菌、结核杆菌和霍乱弧菌而出名，于190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视为细菌学之父。
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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