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之再循环
如果爱森斯坦的印刷文化是拙劣历史被用来为当前的“互联网”辩论设定框架的一个例子，思想交流偶尔也会走向另一个方向，比如当我们的互联网评论家们一开始就带着当前的焦虑穿越回到历史，想搞清楚有多少与“互联网”相关的现代辩论自身不过是一个有关网络、信息和科技的更加宏大更加长久的辩论的一个子集。他们的使命本身没有什么错，有人甚至认为这正是历史所希望的，但是大多数这样的解释都很奇怪，因为在他们讲述某个有关“互联网”的故事的探索中，他们曲解了历史，把历史糟蹋得不像样子，给我们留下一个对历史的贫瘠解读和一个糊里糊涂的未来战略。
这应当足以让我们停下来深思，如果互联网中心主义(不管在坏历史里它的起源是什么)可能在推动我们把前互联网时期的历史改写为只有一个简单目标：建立一个条理清晰的目的论解释，比如说其他技术是怎样为“互联网”铺好路的，它们自身的管理为何没有接受“互联网价值”以至于延缓了“万网之网”的到来。这是最纯粹的互联网中心主义观念：它暗示我们关于过去哪种问题可以问和应当问。作为一种观念，它无需说出答案，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需要发现什么来完成“互联网”本身的宏大故事。
互联网中心主义对历史干的一件恶心事在吴修铭(TimWu，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备受赞誉的《总开关》(TheMasterSwitch)一书中可以找到，它所采用的方式不仅糟蹋了内容，而且还给了早已被遗忘的晦涩方法论第二次生命。吴修铭，创造“网络中立”一词的法律学者，是让有关“互联网”的辩论逐渐展开的一位主要贡献者，在《总开关》里他试图探索其他技术（电报、电话、无线电、电影、电视)的历史，并阐明这些技术能就我们的当前困境告诉我们些什么。这听起来是个高尚的使命，但是任何接受这个任务的人都应当清楚，以历史自己的方式与历史形成默契是极其困难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试图通过研究过去来阐明现在有可能变成一个“钓鱼式调查”(fishingexpedition，即为搜罗证据而进行的调查)，过去完全成了一个巨大的有毒鱼缸，存有足够的花边消息和奇人异事，用来支撑对几乎任何当前趋势或现象的解释。
互联网什么也没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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