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法律教授杰伊·加德纳(JayGardner)，他自己就被记录到最近一篇文章里。加德纳给不同的竞选活动都捐过款，《赫芬顿邮报》从联邦竞选委员会(FEC)网站上撷取了这一信息。尽管关于他名字的第一条搜索结果是他供职学院的教职员主页，沿搜索结果第一页往下滚动则通常显示《赫芬顿邮报》的条目。加德纳担心的不是自己反对的候选人会有狂热支持者向他表示愤怒。相反，他担心的是他还能不能好好工作，也就是说，教学。加德纳碰巧教的是宪法，一个承载着政治意义的学科，学生要是觉得任课教授的学问受意识形态驱动，恐怕会对教授嗤之以鼻。“在上这门课时我极力保持意识形态和党派上的中立形象，我相信这增加了我对一大批学生的说服力。”而今，加德纳没法再选择保持中立了，因为他的政治认同显示在搜索结果的第一页。
然而假设加德纳一辈子就捐过一次钱而且很快就忘了这件事，他远离政治，连朋友们都称他“不问政治”。可Google和《赫芬顿邮报》之间存在紧密(而又非正式的）关系，任何搜索他名字的人都会上当相信与事实大相径庭的信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会被不成比例地夸大并“高亮”显示，而他个性中其他更贴切的部分则被“遮蔽”。
这个“跳转”与“高亮”新分类法是如何帮助我们应对高度网络化和唾手可得的信息平台的一些意外结果的呢？与莱斯格对互联网中心主义宗教式的狂热不同，约翰逊、里根和韦兰德认为，只要对技术基础结构稍作调整，就能带来不同的结果。发到网上的竞选筹资信息披露记录可以是“只读的”，这样一来，尽管可以在FEC网站上读取，但是这些记录想在其他地方下载或复制就不容易了。当然，这与阿根廷的官僚们所做的非常相似，这类措施或许能带回一定程度的现实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如今已面临威胁)。
阻止“跳转”的另一个办法是使公布的数据更难被发现，或者至少尝试让搜索信息的人最终回到FEC网站上，毕竟，FEC网站不像商业发行机构，没有太多的动机遮蔽和放大信息。或者人们可以想办法把数据库字段“绑”在一起，让人没法通过“解绑”方式来高亮和遮蔽信息的特定方面。再或者，难以置信!人们可以探索办法限制由Google助长的《赫芬顿邮报》对人们声誉的影响力(一些法律学者甚至已经提出了激进的步骤，让用户有权对有关自身搜索结果给予回应)。或者人们可以给竞选筹资数据加上到期日，让它在比如竞选五年后自行销毁。如果数据带有“自行销毁”代码，每一次重新发布后都会创建到期日，这恐怕甚至有助于对付像《赫芬顿邮报》这样的第三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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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