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格因为宣传四种截然不同的监管模式（技术或代码、法律、市场、规范)而博得大名，而有意思的是，对一些由信息基础结构日益数字化和网络化而引发的棘手问题，他却极不情愿思考怎样用技术去解决。面对近乎所有的社会问题，互联网中心主义似乎都很容易拿出一套失败主义的叙事来：如果某个技术解决方案对文件共享不起作用，那么它就一定对报纸或法庭记录也不起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三者有一个“互联网”的共同视角，按真正的互联网中心主义者的风格来看，一切有“互联网”视角的东西一下子就落入互联网规则和目标的统治了。一切都变得相互关联，一切都是“互联网生态”的一部分——这是控制论(cybernetics)理论家超级热爱的可怕隐喻。最后，凡是要对在线技术运作方式施以干预的做法，哪怕是非常基础的干预，一概不允许。
然后呢，自然就是令人不舒服的真相了：为缓解新发现的开放性所带来的后果而提出的所有技术解决方案，比如把数据置于“只读”模式，给搜索引擎屏蔽掉对索引敏感的数据，加上到期日等等，都像极了娱乐业的那一套，希望硅谷为自己的在线隐私斗争做贡献。对莱斯格这样的倡导者来说，如果他认为这样的技术是应对不断增加的透明性的合理机制，不啻于他认可了好莱坞最喜欢的工具包。此外，在一种情况下接受一些技术解决方案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拒绝它们，这可能会戳穿“互联网”整体划一的观点，而后者往往仅仅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就把某些解决方案弃若敝履。
因此，目前所有这些遭到拒绝的技术修补，其效果如何，并没有经过多少实证调研。它们遭到冷落是因为“与互联网的本性相抵触”，违反了莱斯格加在互联网文化身上的“混搭”或“读/写”精神，而莱斯格这种教条主义方式，跟印刷研究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别无二致，后者非要把固定性和标准化跟印刷机文化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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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