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海盗党是刚刚登上这个国家政治舞台的新面孔，它是靠一个互联网中心主义平台来运作的。海盗党受到其他党派的猛烈抨击，因为它强烈要求公布“元老会议”（掌管联邦议会内部事务的高级别审议机构）的内部审议。这当然是符合透明性利益、并视透明性为内在价值的举动，但它对改善议会内部审议质量又有何用？来自其他机构的证据并不支持海盗党的观点。1993年，主要负责设置美国货币政策的美联储系统下属的联邦开放市场委员会(FOMC)屈服于国会压力，开始在委员会投票前公开审议记录(在那之前，FOMC只公开委员会成员的个人投票和会议纪要备忘录)。这是透明性的胜利?也许吧。但是新规定似乎也对讨论的质量造成了重大影响。2008年一项研究对比了新透明性规定生效前后委员表达异议的程度，它发现“面对公开会议记录的决定，美联储决策者们的回应似乎是，减少对主席提案发表异议。”
这种现象或许可以解释为：委员会成员试图预测个人审议对其职业和形象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并给出相应的缓和措施，而实际上这可能会损害诚实的政治辩论。美联储系统的批评者们很清楚，透明性也可以用来玩政治，因此对美联储的运转能力具有破坏性影响。难怪罗恩·保罗(RonPaul)等反美联储人士一直要求对该机构的政策制定进行更多审计，哪怕美联储指出，这可能会逼得自己要花更多时间去对抗政治攻击，分散其对经济政策的关注。
认知科学和心理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对责任和透明性的担忧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决策过程。如果我们要对决策承担责任，我们的决策质量会有什么变化?在1999年的一项研究中，珍妮弗·勒纳(JenniferLerner)和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Tetlock)发现，只要决策者不知道事后审查者的观点，他们就会进行“先发制人的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这极有可能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如果决策者事先知道受众的观点，那么就可能进行某种“态度转换”，让自己公开表达的观点符合听众的期待。随着社交媒体的激增，以及用于探测最小族群公共舆论的数据挖掘技术越来越多，我们应该料到：政客和其他决策者们必然会遵循他们对公众舆论的阐释来行事。
开放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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