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组心理学研究则发现，当众表明自己的最初立场之后，我们不大可能通过随后的审议改变想法，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被看作是前后一致的决策者。詹姆斯·麦迪逊5(JamesMadison)在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上就曾表达过对审议环境的这种担忧，他说，“如果成员一开始就公开表态，那么他们以后就会认为，一贯性要求他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如果采用秘密讨论的方式，人一旦发现自己不再认可先前意见的正当性和真实性，会对他人意见保持开放，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捍卫立场。”换句话说，追求透明性是有代价的，有时这些代价可能远远超过了预期收益，大多数时候找不出合适的理由要以增加透明性为名牺牲审议质量。
透明性和信任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在多种透明性方案为何会侵犯(而非增强)信任这个问题上，哲学家欧诺拉·奥尼尔6(Onora’Neill)一直是一个特别敏锐的观察者。在奥尼尔看来，培养信任是一个比促进透明性更重要的公共目标，如果后者损害了前者，或许我们就应当克制自己对网络和数据库世界必然势头的热情。奥尼尔写道，“透明性增加，可能会造成洪水一般未经分类的信息和错误信息，除非对其进行分类和评估，否则它们带来的恐怕只有混乱。这可能会增加不确定性而非信任……透明性可能会鼓励人们不再那么诚实，从而会增加欺骗，减少信任的理由；人要是知道自己所说或所写的一切都将公诸于众，便可能篡改实情。”
5美国第四任总统。他是最后一位去世的美国开国之父。
6 剑桥大学Newnham学院院长，著名的康德哲学专家，主要研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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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