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性作为内在价值和作为工具性价值的区别特别重要，这就是原因所在。我们争取让公共或私人生活的某一方面增加或减少透明性时，出发点不应当是因为我们重视透明性(或者就此而言，不透明)本身，而应该是因为透明性促进或者损害了其他更重要的利益。数字技术可能使我们生活的更多要素受到外部审查，这一事实不能证明增加透明性有利。绝不能把互联网中心主义者所珍爱的、但同时又是虚构出来的“网络”福祉看得比培养信任更重要。
不这么想，就等于是让对“手段”福祉的盲目关注决定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你可能还记得，解决方案主义者假设问题而非调查问题，借助“互联网”的思想观念，他们用一种特别互联网中心主义的方式来假设出非常特别的问题。“互联网”能增加透明性？好吧，这意味着透明性很重要并且本身值得追求。这可能会成就一个战略奇迹，使“互联网”合法化并巩固其推进透明性的媒介名声，但它未必是聪明改革(smartreform)的一剂良方，后者需要对世界政治进行彻底深入的实证调查。
彻底深入的实证调查可能会表明，实际上公民（即活生生的、有呼吸的真实公民，而不是理性选择理论所虚构的机器人)可能并不想在政治中有更多的透明性，也没有可以利用透明性的带宽。约翰·希宾(JohnHibbing)和伊丽莎白·希斯-莫尔斯(ElizabethTheiss-Morse)曾在《隐秘的民主：美国人关于政府应如何运转的信仰》(StealthDemocracy: Americans'Beliefs About HowGovernment Should Work)一书中研究了美国人对国家民主应当如何发挥作用有什么样的实际信念和愿望(而非政治理论家对此种信念和愿望的设想)。这次里程碑式的研究指出，大多数公民对亲身进行政治决策、为决策者提供信息输入、知晓决策过程的隐秘细节统统不感兴趣。相反，美国人要的是作者称之为“隐秘的民主”的东西，由此民主程序(很有点儿像B-2轰炸机隐形飞机)确实存在，但一般情况下公众却感觉不到。
开放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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