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更简单的话来讲，所有衡量和描述政府开放性的尝试，一开始就随着某种基本模型（哪怕它隐性无形）而展开，这个模型描述了政府是什么和它们应该是什么。为了完全理解特定背景下，提高政府透明性是不是有益之举，我们需要让这些模型(也即能够测量什么、应当测量什么的基础性理论假设）现出原形。
我们必须抵挡诱惑，不能认为这些模型可以自然而客观地代替它所测量或透明化的现象。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最新工作表明，对那些我们加以透明化的事物，只有抑制它们固有的不稳定、主观和矛盾特性，我们才能将之简化为可以处理、优化和修补的信息。随着社交网站、搜索引擎和移动手机帮助我们生产或收集更多信息，这种诱惑必定会增加。简化主义本身并不坏，甚至可能会带来理性的解放，但这需要我们不断提醒自己，为了放大特定指标或政治模型，我们简化了些什么东西，我们抛弃了现实的哪些部分。
开放性及其救世主
若不是解决方案主义者的透明性词汇表充斥着模棱两可的术语，信息简化主义一些最糟糕的问题或许尚可避免。一旦解决方案主义者开始谈论起“开放性”，对“透明性”的诉求看起来就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糟糕的是，文化和知识遗产让我们认为这些概念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东西。解决方案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心怀极客信念的人，经常自行制造并消费一些神话，有关“开放性”如何有助于进步和成功云云，而这只会增加混乱。
开放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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