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放-封闭”的方式看待每个技术问题，这种摩尼教（一种将基督教与伊朗马兹达教义混合而成的哲学体系，认为世界总是光明与黑暗对立的。倾向，令得人们对一些出于战术性目的接受开放性，并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利用开放性的企业产生了近乎宗教般的推崇。这里的手法，再一次类似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把固定性等特质归于“印刷文化”的做法。把开放性看成是是一种“互联网”价值，因此，每当可以用开放性来解读“互联网大使”(今日世界的Google和Facebook们)的行为，人们就情不自禁地拿它解释这些公司的成功。由此，企业的成功又拿来证明“开放性”的确是一种互联网价值。互联网理论家永不犯错，奥妙就在于此。
以推崇Google的吴修铭为例，在他看来这是个门户开放的公司，犹如一只神兽。在《总开关》一书里，吴把Google的诞生看作“无畏的创举”，它的理念“隐约带有救世主的精神”。它的创始人(或许就像耶稣?)“自称为现有秩序的挑战者，挑战一些最基本的逻辑前提，包括信息本身的真实构成、所有权的意义、美国公司的责任甚至人生的目的。”Google所象征的简直就是“信息开放的乌托邦”，其目的在于“把开放性的旗帜深深地插入电话的核心领地”，并且从不惮于“对抗或驯服互联网的基本结构”(要记住：对抗是徒劳的，网络，及其“基本结构”和“架构”，不会消失。)，它是“开放性最伟大的企业斗士，”“开放性运动”的领袖，“开放性的互联网福音书的耶稣化身。”吴眼中的Google也是一个“开放性传道者”，这与“完美主义传道者”史蒂夫·乔布斯，“竞争传道者”前联邦电信委员会(FCC)主席里德·亨特(ReedHundt)，“控制模式最卓越的传道者”前时代华纳CEO杰拉德·列文(GeraldLevin)都有极大不同。福音书、救世主、传道者，耶稣化身……在吴的笔下，他仿佛在神圣的山景城瞻仰Google圣殿时有了某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奇怪的是，他从未提到，他自己一直是Google的一名（无偿)顾问，在塑造其“开放性”早期战略时曾给予其极大帮助。(2007年时任Google特别创意主管的克里斯·萨卡(ChrisSacca)告诉《商业周刊》，“吴帮助我们开创了一个战略…在这个领域里他是股独一无二的力量。他未来要实现的成就，你才刚刚看到小小的开端呢。”)这样的内幕有时让我们很难分辨，吴究竟是在赞美Google的天才还是他自己的。
开放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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