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激情四溢的分析描述了Google对开放性自然而一贯的偏爱，它的高管一看到网络的结构便再难抗拒其魅力。它是印刷辩论的再次翻版，而Google的“开放性”不过是“互联网基本结构”的一个副产品，就像固定性，在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阐释中它只是印刷某种永恒特征的表现形式。Google可能在塑造或维护“互联网”结构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它将开放性定位成“基本的”而非“有条件的”，它可能在市场营销和智库上花了大把的钱来表现自己是“开放性福音传教士”，它在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开放性”福音传教士但这一切，并没有进入吴的分析视野(他也是福音传教士中的一员)。
让我们用一种截然不同的实证分析来跟吴的救世主宣言比较一下。前者没有对Google在开放性万神殿的神圣地位并未进行任何先验性假设，而是寻找各种联系来解释这种身份为Google带来了些什么，又是如何实现的。两位荷兰学者金伯利·斯普利尤文伯格（KimberleySpreeuwenberg)和托马斯·珀尔（ThomasPoell）详细地研究了Google如何对“开放手机联盟”（OpenHandset Alliance)(84家为Google安卓平台进行软硬件开发的公司所组成的共同体)的内部工作进行设计、管理和定位。Google及其高管从不错过任何机会来吹嘘其移动平台的工作方式不同于苹果，“开放性”占主导地位。
然而，一如荷兰人的研究所指出，“开放手机联盟”的“开放性”或许用词不当，因为“在开源的理性之光照耀下，能否将安卓描绘成开源项目’，就非常值得商榷。”作者写道，“尽管在公开介绍中，安卓是一个旨在阻止任何业界参与者限制或控制其他创新’的项目，可在安卓生态体系内部，Google显然一直对其他相关参与者进行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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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术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