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控制是通过狡猾的软件许可和对软硬件设计的限制性技术说明来实现的，它们都被包装在“兼容性”的老套措辞中。更有甚者，Google和“开放手机联盟”一家硬件合作伙伴之间曾泄露出一些通信内容，信件内容表明，Google有可能打着开放’生态系统的名义，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对其合作伙伴实施控制，比如让表现良好的合作伙伴抢在竞争对手之前获得某些功能，对不守规矩的合作伙伴发出禁用某些功能的威胁。
同样的，由于Google扩军到移动手机行业的兴趣有一部分是为了保持其在广告业的强大地位，这家公司在战略上就没打算一板一眼地遵循“开源”剧本的规则。相反，它根据企业战略选择那些它愿意遵守的规则（比如，它不允许独立开发者给操作系统本身编写代码，因为这可能会弱化Google对开发的控制，间接也就弱化其从获取用户数据上得到的利益，妨碍其实现广告目标)。
这并不出乎意料，但与其先对Google为开放性所做的一切大加称赞，倒不如研究一下开放性为Google带来了什么好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这样说Google：“它销售产品的原则是开放性’和连通性’，但构建组织的时候却用的是另一套。”为什么这个开放性和连通性的市场会存在，它与互联网中心主义的其他原则有怎样的关系，这一市场是如何受操控的：如果人们认为“互联网”的“开放性”自然而然、毫无疑问，那么，就不大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借用社会学理论的可怕说法，“开放性”和“互联网”这类理念是构建出来的，而且是彼此共同构建的结果，它们并非从天而降。除非我们准备好去研究这种构建是如何发生的，否则我们不仅会写出糟糕的技术史，而且还会制定出极端混乱的政策，把昙花一现的不稳定现象(当然这也值得商榷)当作环境里恒久自然的固定状态。
开放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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