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格与文化价值
通过采用价值敏感设计这一技术研发方法，我们关于“好”与“理想”的道德评价成为技术设计过程的一部分。事实上，价值就是“人们关于·好'的理想品质或状态的认知”(Brey，2010：46)。然而，价值不仅仅是技术开发者的个人理想，它们也是拥有共享利益和独特共享文化的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追求目标。实际上，作为伦理评价的基础·文化的确具有共享性。
休斯认为，每个地区都是一个独特的环境，有着不同的技术概念化方式与设计方式。文化在这里体现为各个地区的“技术风格”。特别是随着“国际技术库”的可用性不断增加(包括国际贸易、专利流通、专家迁移、技术转让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识交流；Hughes，1987：69)，技术风格差异在20世纪变得愈发显著。如他所言，技术风格是一种“对环境的适应”(Hughes，1987：68)。换言之，它是相关社会经济制度文化的一种技术语言，在这种文化当中，知识实践被系统化H概念化。这样一来，即便是技术设计当中的伦理评价也可以被看作是相关文化与利益的产物。
社会学家爱泼斯坦表明：科学技术背景下的文化概念研究有两种路径：第一，研究科学机构与实验室内部的文化，第二，研究其在适应并整合外部世界中的作用。对于科学机构内部文化的早期研究提出了知识是一种文化产品的概念，因而其研究重心放在科学主体在不同文化环境当中对利益的竞争之上(Epstein，2008：168)。自然而然。科学可信度与权威性也被看作是“文化资源”，且被用于强调科学机构之间的观点协商过程(Epstein，2008：168)。基于此，那些塑造技术实践的意义制造系统与网络成为文化研究的关注焦点。此外，在这篇文章当中，爱泼斯坦(2008：169)还基于不同的科学文化探讨了文化的多样性。例如，科学实验室的人种学研究。另一方面，爱泼斯坦认为，针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学阐释能够用于识别机构与科学实验室外部的文化。这些文化通常是人类为了组织生活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政治文化，比如，现代国家治理的技术手段与模式。在外部世界当中，文化结果研究还用于边界创建或针对世界进行分类的实践当中，这些形成了社会分层与权力分配模式(Epstein，2008：172-173)。
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方法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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