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对文化给出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他将文化定义为一种“形态”、一套“目的”，一套体现在“不同制度、艺术和学习”以及“平凡”中的“意义”(Williams，1958/1993：6)。他认为，文化不只是某个社会阶级创造的那些精致高雅、百里挑一的艺术文学作品；它也是大众的，体现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实践当中。它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同上)。文化包括规定的主流意义，但更重要的是它也包括意义之间的协商。威廉姆斯认为，文化的意义一直“在经验、接触与新发现的压力之下不断被辩论修正”(同上)，因而它兼具“传统性”与“创新性”。换言之，文化具有两面性：“已知的意义与方向，规训着内部成员”与“未知的发现和意义，需要被提供并接受检验”(同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认为文化是“现状”与变化潜势之间的权力协商场所。
威廉姆斯关于文化是“平凡的”与“整体的生活方式”的论断，对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从伯明翰学派兴起的英国文化研究传统具有重要意义，该学派的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流行文化与亚文化之上(Agger，1992)。传统精英主义和排他性文化概念被取代，这些学者转而开始研究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文化(Thompson，1963/1979)以及青年亚文化，引入了种族(Gilroy，1987/2012；Hall，1990/
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方法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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