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性别(McRobbie，2000)及其表征与建构等议题。换言之，文化并非具有单一性，而是具有多维性。文化是制度化的结果，但也是平凡的亚文化产物，由人类以正式和非正式的形式创造，并与人类(包括少数群体)和人工制品互动，而且这些文化关系与意义从来都是变动不居。它们从一开始就是意义制造的建构系统，因此总是处于争论以及社会权力协商之中。
是否存在一种“科学”方法用于解读这些文化系统？我们如何才能理解文化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将其看作是一个无声无息地定义着我们社会技术基础设施的实践和设计的神秘黑箱呢？在符号学中，文化实践、产物与表征被视为文化意义制造系统的组件，它们相互交织并通过系统排序从而获得意义。此外、语言学规则也被用于文化当中·以此形成一门“符号科学”。然而，它不仅仅是在符号意义系统当中的文字排列组合，它还代表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在文化构建的系统之中体验世界。所有类型的符号系统都可以被视为语言，并相应地被视为文化表征来予以研究。
譬如，世界最著名的符号学家之一巴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法国资产阶级的神话当中发现了文化意义，这种文化意义体现在从拳击比赛到肥皂广告的方方面面(Barthes、1957/1972)。他认为，神话是一种“意义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我们将世界上的事物作为文化话语元素或特定历史时刻的文化秩序来予以理解：“神话是历史选择的一种话语形式，因此它绝不可能从事物的·本质，当中演化而来”(Barthes、1982/2000：94)。此外，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文化意义，包括技术人工制品，其设计本身就彰显了意义制造的文化系统。例如。他提出，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玩具除了充当着需要小女孩照顾的娃娃这一角色外，还可以看作是成人生活的缩影，嵌入了社会鼓励成人履行的角色与功能：警察、学生、军人与医护人员。因此，它们是资产阶级成人文化积极再现其社会分层模式的文化符号(Barthes,1957/1972:53-55)。
第4章数据利益与数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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