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这一思路，文化理论学家与政治活动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将文化定义为“符号系统”“概念地图”与“意义地图”(Hall.1997)。这些构成了将概念进行组织、分类、排列与关联的概念系统(Hall，1997：17)。意义的文化地图确保了我们在以相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之时、能够相互理解，并在社区中保持行为一致。霍尔(1997)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意义被主动地创造共享。它不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加在我们身上。相反，我们每个人都在积极地实践文化、学习文化并且建构文化。这样看来，文化也是一种积极的符号共享行为，用于相互沟通与理解世界；在“表征系统”中相互关联的文化产品之中，总能找到它们的痕迹。而且，这些共享符号是构建意义文化系统的重要组件，因为它们形成了意义的“稳定体”(Hall，1997：21)。同时，基于这些“不成文规定”“表征惯例”以及“文化知识”，文化符号同时也决定着我们的文化归属，使我们成为“具有文化能力的主体”(Hall，1997：22)。
在《编码·解码》一文当中，霍尔(1980)将文化意义生产过程描述为一种编码、解码文化信息的互动过程。例如，电视机这一20世纪80年代关键的大众通信技术，就是通过为解码接收者提供“偏好式解读”，将文化上的“主流文化秩序”编码进去的一种手段(Hall，1980：123-124)。在霍尔看来，尽管这个意义制造过程并不“对等”，甚至可能会被歪曲或者引发误解，但是意义制造过程当中嵌入的“偏好式解读”却构成了“感知条件”的核心组件(Hall，1980：119-121)。不论是自反性的有意为之，还是惯例式的无意为之，这些对于文化系统的编码解码实践都是文化的重要组件，再现了主流的文化秩序(Hall。1980：123)。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正是借助这些编码，权力与意识形态才得以在特定话语当中显形。它们将符号指向了文化分类的“意义地图”；这些“社会现实地图”包含了各种社会意义、实践用法、权力与利益。(Hall。198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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