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正如前文所述，许多从事价值敏感设计与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也将技术看作是嵌入了价值与政治的“非中性”文化产品。巴特对玩具的看法以及霍尔对电视机的看法也都说明了这一点。与之类似，兰登·温纳同样认为技术与特定社会的权力机制密切相关。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了以下问题：
这些技术是社会对于某些自身难题的必然回应？抑或只是管理机构、统治阶级或其他社会或文化制度为实现自身目的而强加的一种模式？（Winner，1980：131）
在《数据女性主义》一书当中，数据科学家与女权主义者卡瑟琳·伊尼亚齐奥(Catherine D'Ignazio)和劳拉·F.克莱因(LauraF.Klein)举例说明了在女性数据科学家的工作不被重视与尊重的工作环境当中，男性数据科学文化一直以来维护男性主导地位的情况。在她们看来，这些数据科学文化具有压迫性。它不仅关乎性别斗争，甚至在数据设计当中人为设置目标与优先级，用于进行权力分配、压制少数群体的利益。例如，在作为社会福利决策基础的数据当中，少数群体并没有被充分代表；那些关键的科学医学分析往往也只会对某些特权群体投怀送抱；某些数据设计甚至会将这些少数群体置于社会不利地位，比如那些用于特定城市区域警务预测的数据。
此外，在为我们日常生活信息架构进行数据设计开发的数据科学团队当中，伊尼亚齐奥与克莱因还注意到明显的少数群体代表不足现象。例如，A1Now的一份报告显示：女性在脸书人工智能开发人员中只占15%，在谷歌公司仅为10%(数据来自D'lgnazio andKlein，2020：27)。这些压迫性数据科学文化不仅反映在从事数据科学的少数群体真实经历当中，同时也体现在数据技术与设计之上，而这样的技术和设计已经在我们社会环境当中比比皆是(D'Ignazio andKlein，2020)。因此，伊尼亚齐奥与克莱因将“权力”这一概念作为她们在数据科学实践与数据设计当中所看到的不公正现象的关键词：
第4章数据利益与数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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