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我们唯一可以说的是……所有的表达与交流渠道都应该做到畅通开放，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整个实际生活带入意识与意义当中，因为我们无法提前知道这些实际的生活，即使身在其中。(Williams，1958/1993：10)
根据威廉姆斯的观点，这种“整体性真实生活”(他所指的“现实”)只有在创造性开放知识系统驱动的社会之中才有意义。文化多种多样，重要的是，这些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它们既可以是上流社会的精英主义，也可以是“下里巴人的”平民主义(Williams，1958/1993：6);换言之，文化是一种整体性生活方式。因此，他用文化的概念化来对抗主导的文化系统，认为文化可能会受到意义制造的替代性文化系统的挑战与反抗。这里，我们可以将威廉姆斯对动态性、创造性，关键是包容性文化的认知与伯格森的权力的数据伦理学的过程本体论联系起来。他们一致认为：文化不是一个给定的东西，它没有稳定的意义；文化是一种变化过程。一直处在协商与博弈之中。正因如此，我认为BDSTls与AISTIs的文化构成部分是权力的数据伦理学的一个重点关注对象。
权力的数据伦理学认为：技术是嵌人社会分层的意义制造文化系统中的一种文化产品与技术实践。在BDSTIs与AISTls等社会技术系统之中，文化(如第4章所示)是由个人具身体验的；而文化编码被视为常规性稳定意义框架，它们在维持部分人的权利的同时，压制着他者的自由度与能动性。因此，我们也可以把数据技术与技术实践的文化系统看作是我们应该寻求解决之路的数据伦理问题。
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述的那样，文化批评的行为本身尤其受到日益具有自主性的道德能动性的挑战，这种能动性体现为积极复现并激活世界的主导文化体系分类。这就是为什么权力的数据伦理学首先寻求在AISTIs与BDSTIs研发应用当中复现并保障关键文化时刻。在关键文化时刻，文化被视为具有创造性、整体性与多元性；同时，文化意义的协商也具有了可能性，替代性文化可以发声并得到重视。正如第1章所说，权力的数据伦理学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挑战既定的权力文化系统，以使边缘化的文化经验得以发声。
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方法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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