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前所述。尊严这一概念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从而回应了那些真实性人类经验的呼唤——人类受到极权政府的无情压迫，特别是犹太人遭受了法西斯的残酷迫害。《人权宣言》正是基于这一经验而起草的，其伦理取向显然是对这一特殊历史经验的回应。
实际上，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共享性参照点、这不仅是针对占主导地位的极权政府的回应，也是对于广义上流动型权力的回应。同样，我们需要将自身对于伦理能动性的关注超越人类社区与人类尊严的范畴，建立对于我们所在环境整体与生态系统的爱、这一点已经变得愈发迫切。此外，在网络领域当中，我们不能只是将人权视为抵御外部“恶魔”的盾牌。正如鲍曼(2000)所描述的人工智能时代伦理影响一样·我们需要在实践当中探索出一种博爱型伦理·这是一种系统之中的人类赋权该系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基础设施中嵌入了内部“恶魔”。因此，我们需要把对所有生命不偏不倚、不一不异的爱作为人本方法的基础。换言之，我们需要一种人权的人本道德。
这是一种普遍的爱吗？它能打破地理范围与文化区域的藩篱吗？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世界各国的全球性意图总是不断带来全球性紧张局势。在主导文化与区域权力利益博弈的背景之下，爱总是有可能被不良分子利用并篡改。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必须特别警惕地方文化与社会技术基础设施实践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新型殖民主义之间根深蒂固的紧张关系。时至今日，这种紧张关系在实践当中仍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同样我也不期望我能在这里将其完全根除。尽管如此，我相信人本方法是以文化平等性方式在全球落实权力数据伦理的一个关键要索。其中、人权学者克林顿·蒂莫西·柯尔(Clinton Timothy Curle、2007)从伯格森主义视角解读《世界人权宣言》与约翰·汉弗莱的起草书后得出的发现对于这一点至关重要。
第5章什么是数据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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