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DSTIs主要通过将所有事物转化为固定化数字数据在空间之中发挥作用；而AISTIs还涵盖时间，它基于这些数字数据，在未来的影像当中积极塑造过去和现在。因此，我们认为，权力的数据伦理学的核心在于将这些AISTIs与BDSTIs看作是一种具有社会分层的文化系统。在该系统之中，社会当中的主导主体利益被空间化与固定化，因此对其进行批评与重新协商将会变得愈发困难。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第5章)，我们研究了人类权力与伦理能动性的特殊性。这些对于任何(非)工程化社会技术变革的伦理治理行为都意义非凡，同样它们也是权力的数据伦理学的核心所在。从本质上看，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关注的是人类作为伦理存在的角色，人类不仅对于自身的生存，而且对于一般的生命存在都要负有相应的伦理责任。我们需要将这种“人本方法”作为AISTIs与BDSTIs治理的指导性思想。换言之，我们需要一种优先考虑人类环境、人类伦理能动性与责任的方法。正如书中最后一部分所示，我将人本方法这一概念主要用于强调人类判断、治理与关键情境经验，而非关注技术人工制品的道德能动性，因为后者只能表征、再现并强化那些没有经验性与批判能动性的生物。我们可以用人工智能伦理领域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人工智能能动者并不会主动改善自身偏见，因为它只能像一个“完整性”系统一样运作；人类可能看不到或者并不关注它本身的偏见，但人类具备足够的潜质能够看到这些偏见，关注这些偏见，并在关键文化时刻有所应对。
总之，人类权力需要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下才能发挥作用，尤其是在21世纪之初，人类的伦理能动性始终处在与 BISTIs和 AISTIs道德能动性的协商之中。后者不仅将权力机制具体化，而H从根本上挑战着人类伦理能动性与这些权力之间的协商与对抗。换言之，人类的批判伦理能动性与BDSTIs与 AISTIs的社会技术权力结构并没有相似性与一致性，自然也难以在其权力结构夹缝当中发挥关键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迫切需要采取行动以保障人类关键文化时刻，并为构建关键协商空间创造条件。我们需要积极建立替代性社会技术数据基础设施与系统，使之以不同方式与人类能动性、权力与伦理进行互动。我们需要在设计治理之中应用数据伦理学·旨在确保人类生活、经验与批判能动性参与社会技术数据系统的数据设计、治理、使用以及实施。
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方法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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