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社会，虽然监视技术因其对于民主公民权利的挑衅而让人不屑，但也总有一些受人认可的例外情况，允许监视技术被设计并应用于管理特定的风险。从而解决社会问题。例如，当一个社会将一个特定的群体或社区定义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时，数据技术与系统就被设计为运用尽可能复杂的方式针对这个问题寻求解决出路。生物识别技术与系统也不例外。在欧洲，整个“第三国家公民”或“无国籍”群体(难民和移民)被认定为欧洲的“移民危机”之源，并因此建立了一个遍布各处的移民与边境管理系统。例如，当寻求庇护者或移民越过边境之时，他们的指纹就会被收集到一个专门设计的EURODAC数据库当中，用于记录“未经授权”进入某个国家的情况。此外，在办理签证和公民身份申请或移民手续（包括庇护手续）等方面，已然建立了一个集中系统——ECRIS-TCN系统——用于互相交换第三国家公民与无国籍人士的刑事定罪数据。ECRIS-TCN支持对指纹数据处理，从而完成身份识别。在撰写本书之时，人们期望面部图像也成为 EURODAC 数据库和 ECRIS-TCN 系统的一部分.从而借助面部识别技术进行身份识别(Wahl，2019-9-10)。2020年的一项监管提案甚至建议将EURODAC中儿童生物识别数据的收集年龄从14岁降至6岁(Marcu,2021-4-29)。虽然数据权力越来越外显化、公正化、复杂化，但权力机制本身却并未发生改变。我们可能都身处“流动监控”之中，但并非所有人都体验到其真实的一面。
数据伦理学有发言权吗？
2020年，网飞发布的纪录片《智能陷阱》揭示了大型科技公司给我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种种伦理影响，通过这个全球最火的在线媒体服务平台触及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尽管可以将该影片看作是一次重要的批判，但其中所揭示的问题似乎异常新奇，让人大跌眼镜。这是一个仅由北美主人公讲述的故事，主要通过“损害控制”模式为白人男性发声。暴露在数据权力面前的群体沉默显得十分扎眼。全球民间社会运动的沉默同样如此。这部电影对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与地区的关键变革主体丝毫未提，而他们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揭露大型科技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专断的数据权力，并且思考如何对其予以取缔、出台法律以及提高公众认识。
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方法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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