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将休斯关于社会技术变革(特别是第三和第四阶段)的描述应用于21世纪10年代末的BDSTIs与AISTIs 发展中，就会发现明显相似的模式。在21世纪10年代之初，全球大数据数字基础设施遍布各地，打破了地理与行政区域的限制，这对于传统意义上的领土边界构成了挑战(参见Hasselbalch，2010)。最为深刻的是，隐私与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权利同样受到这个全新技术支持的跨域空间的挑战——在数据技术与系统的设计当中需要实施不同程度的保障措施。于是，不同地区保护隐私的法律框架与保护数据中的商业或国家利益的法律框架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冲突，各种涉及保护隐私的设计与系统被提出并用于解决“旧系统”中的关键间题。
正如前一章所述，21世纪20年代中期，在斯诺登揭露了美国大规模监控丑闻以及在线服务重大数据遭受黑客攻击(例如，2013年社交网络服务Snapchat遭遇的黑客事件，还有2015年婚外情网站AshleyMadison遭遇的黑客事件)之后。有关隐私权与个人数据保护方面的关键问题愈加惹人关注。这些关键问题由活动家、吹哨人和新闻记者联合披露并予以确定，同时由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工程师与政策制定者拣选出来，他们[如卡斯帕·鲍登(Caspar Bowden)、马克思·施雷姆斯(Max Schrems)等人]会据此提出、设计并施行相应的技术与法律解决方案。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休斯对于“反向凸角”的描述，它指一个系统当中与该系统的其他部分不一致或不和谐的组件，这些组件阻碍了该系统整合到社会之中(Hughes，1983：79)。比如，BDSTls与AISTIs在此时出现的关键问题——尤其是涉及个人数据与隐私保护的问题———确实阻止了BDSTIs在社会当中的深度整合，并直接引起了不同地区对于技术研发的法律治理方法与这些系统背后商业行为之间的冲突。这些就是BDSTIs的“反向凸角”·它限制了全球大数据系统的成长与固化。更为重要的是，它限制了自身在社会中解决与商业利益、公民利益、国家机构利益、政治利益以及地区利益等多方利益冲突的动量。
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方法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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