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真空中的伦理
1985年.道德哲学教授詹姆斯·穆尔(JamesH.Moor)预测了即将发生计算机革命。重要的是，他认为计算机在社会中广为应用将“给我们留下政策与概念真空”(Moor，1985：272)，这将产生特定形式的伦理反思与价值博弈。穆尔提出，计算机革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具体表现为我们即将提出的相应问题。在第一个“引入阶段”，我们将提出功能问题：特定技术在实现既定目的之时，其功能表现如何？在第二个“渗透阶段”，当制度与活动经历转型之时，我们会就事物的本质与价值进行提问(Moor，1985：271)。
我建议基于穆尔对于计算机革命及其政策真空的描述，结合休斯的社会技术变革理论，一起理解数据伦理在治理与政策制定当中的作用。穆尔所描述的政策真空指出了核心的问题与挑战，这与休斯所说的“反向凸角”大同小异。然而，与其说它们是技术系统特有的问题，不如说是技术或技术系统的引入对特定社会环境及其既定政策、规范和标准所带来的挑战。这样一来，必然引起概念混乱与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也就面临着全新的行动选择(Moor，1985：266)。我们过去的已知知识与当下的未知知识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迫使我们反思自我珍视的东西。换言之，技术系统(计算机)和我们习以为常的现有政策之间的冲突将迫使我们“发现并明确自身的价值偏好”(Moor，1985：267)。这就意味着在技术改变现状并与既定政策发生冲突之际。伦理反思势在必行，并且需要找到用武之地。
我们需要承认，自身在这些时刻做出的伦理妥协就是社会技术变革中治理成果的一部分，它们构成了塑造技术动量的文化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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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方法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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