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用这种人本方法可以实现哪些功用呢？借助这一方法，我们可以对抗维系排他性社会的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系统在现实秩序控制方面的封闭性与排他性属性。这些社会技术系统体现了社会利益与权力的不对称。它们只代表了一个动态的人类现实与多元文化的冰山一角。然而在实践过程当中，它们却日渐被视为完整的系统而被采用。人本方法可以用爱来对抗这些排他性倾向。爱是在所有文化当中都能找到的一个概念——希腊词语“agape”表示无条件地爱所有人类：佛教词汇“maitri”表示普遍的仁爱。在本书中，我借用了亨利·伯格森的概念，即开放的“博爱”，它没有利益之分，而是泛指整个人类社会，从而促生一个开放公正的社会(Bergson，1932，1977)。
全书概览
下面我将给出权力的三种核心竞争结构，每一种均自带形态与风格，并且具备各自的“数据文化”。全书主体总共分为三个部分(共5章)，分别聚焦权力的三种不同特征：
第一，论述权力与大数据(第1一2章)。
第二，论述权力与人工智能(第3一4章)。
第三，论述人类权力与数据伦理学(第5章)。
在全书的第一部分(论述权力与大数据的前两章)，我主要论述第一种权力结构——大数据社会技术基础设施(简称 BDST1s)及其文化与环境体系。这一权力结构的实体由遍布全球的光缆构成，它们打破了相关数据收集与获取的地理区域与管辖范围的藩篱。并在虚拟的流动空间当中保证主要社会功能运作愈加有条不紊(Castells.2010)。BDSTIs凭借这些新兴技术媒介的时空配置对权力进行二次分配。此时，设计并塑造BDSTls的基础组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形式。例如、国家层面与业界主体的监管权力均以BDSTIs架构的关键属性形式被嵌入其中(Haggerty&Ericson，2000；Lyon，2001,2010,2014,2018;Hayes,2012;Bauman& Lyon,2013;Galic etal., 2017, Clarke, 2018, etc.)。
权力的数据伦理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本方法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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