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凯恩斯福利国家的终结，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衰落，全球化，信息时代，网络社会，交流资本主义的开始。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格里(Antonio Negri)在描述这种新形态时，强调了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过渡。他们以美国、英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为重点，指出学科逻辑主要是如何在市民社会的制度内部产生主体的。到20世纪末，这些中介机构—一核心家庭、监狱、学校、工会和地方教会一一陷入了危机。先前凝聚成社会和经济机构的空间、逻辑、实践和规范已经崩溃和瓦解。它们的效力现在是不确定的。换句话说，在某些情况下，一种制度逻辑从其空间约束中释放出来，赋予了它更大的力量;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发生了相反的情况。
与这种普遍的消解和不确定性(其本身必然与信息化的经济变化和网络通信的无处不在的传播相关联)相对应的是“所产生的主体性形式的不确定性”。哈特和内格里认为，旧的政治主体一一自治政治领域的公民主体，公民社会的纪律主体，愿意在公共场合投票然后回到他的私人家庭的自由主体一一不再能够作为理论或行动的前提。种族、民族和性别认同同样不那么固定、不那么稳定、不那么可用，作为决定性的主体立场。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发现了流动的、混合的、流动的主体性，这些主体性没有纪律，没有内化具体的规范和约束，现在只能被控制。
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象征性同一性在控制社会中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相反，我们所拥有的是由过度的欢愉——也就是说，通过享受的禁令一一维持的想象的身份。更具体地说，象征性同一性涉及到主体对自我理想的认同一一也就是说，主体对自己和自己行为的看法。想象的认同是指主体对自己所采用的形象。我们可以说，象征性的认同建立了一种环境，这种环境决定了哪些形象会出现，以及有些形象如何比其他形象更引人注目或更吸引我们。想象的认同只指我的自我形象。
在规训社会中，规范性期望围绕着确定的社会角色凝聚在一起。假设学校、教会、家庭或国家的目光，一个人可以想象自己处于不同的位置，要么遵守，要么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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