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特殊的内容面前，思想是一种否定的行动，是抵制强加于它的东西的行动。这就是思想从它的原型，即劳动与其物质的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东西。理论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鼓励思想肯定的。他们聪明地注意到，肯定性恰恰与思想相反对·通过使思想习惯于实证性可以得到社会权威友好的赞许。在思想概念本身中蕴含的努力，作为消极沉思的对立面已经是否定的—反对每一种想征服它的直接物的无理要求。批判的种子包含在判断和推论即思想形式之中，没有它们，思想的批判甚至不可能进行；如不同时排除它们未能达到的东西，它们就绝不会是确定的；任何不带有它们印记的东西都将被否定——尽管带有可疑的权利—被它们想组成的真理所否定。如果判断一个事物是如此，那么就是潜在地否认事物的主词和谓词的关系会不同于该判断中所表达的关系。思想形式想超出纯粹存在的、纯粹“既定”的东西。思维指向它的材料的矛头不单是在精神上对自然的控制。我们的思维在以暴力对待它的综合对象时注意到在对象中藏有一种潜在性，并无意识地服从这样的观念，即弥补自己已干的事情。在哲学中，这种无意识的倾向成了有意识的。与不可调和的思想相伴随的是重新调和的希望，因为思想对纯存在物的抵制、主体企图对客体发号施令的自由，由于准备对象化而被剥夺了。
对体系的态度
传统的思辨发展了多样性的综合—它在康德的基础上将多样性想象为混沌的而且它最终的目的是使自身脱去任何内容。相比之下，哲学的目标、它的开放的和不加掩盖的方面像它的解释现象的自由(哲学将这种自由和被解除武装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一样是反体系的。但就哲学面对着作为体系的异质物而言，哲学保持着对体系的敬重。这个被管理的世界是按这个方向运动的。作为体系的是否定的客观性，不是肯定的主体。在一个历史阶段上，体系一就它们严肃地对待内容而言—已被降低到独撰概念的不祥领域，并且只有它们的图式程序的苍白轮廓被保持下来。在这样的历史阶段，难以生动地想象有什么东西能使体系具有哲学精神。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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