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冲动和饥饿的不愉快感融合成对牺牲品的狂怒，这种狂怒的表现进而有助于达到威逼和恫吓牺牲品之目的。在向人类的进步中，这种狂怒通过计划而被合理化了。这种对自己的对手抱有欲望的“理性的动物”已经幸运地有了一种超自我并必须去寻找一种理由。他的行动愈完全遵循自我保护的法则，他也就愈不怎么承认这一法则对他自身和别人的首要意义；如果他承认了，那么他费力达到的政治动物的地位也就失去了一切可信性。
吞食生物的动物一定是邪恶的。这种人类学的图式不断升华，直到进入认识论中。在唯心主义-最明显的是费希特的唯心主义中无意识地占据了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非我以及一切最终在我看来属于自然的东西都是劣等的，所以自我保护思想的统一体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吞没它们。这一思想的原则被证明是合理的，正像它加强了欲望一样。体系是搅乱心智的食欲，狂怒是每一种唯心主义的标志。它甚至玷污了康德的人本主义，褫夺了他知道如何去打扮的更高级和更高贵的事物的光辉。中立派的观点近似厌世：不改变任何东西。道德法则威严的不可抗拒性是这种合理化的对非同一性的狂怒。自由主义的黑格尔也没有以他的羞耻心的优势善待那些拒绝效忠思辨概念即精神本质的人。尼采的解放行动，即后来纯粹被别人篡夺的西方思想的一个真正转折点，是把这些神秘的东西表述出来。那种无视合理化—它本身的魅力的精神凭借它的自我意识，而不再是那种在另一方面使它厌烦的彻底邪恶。
然而，体系因自身的不充分性而解体的过程是和社会过程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理性以商品交换原则的形式，真正接近于它自身与之相称并与自身相同一的体系—尽管潜在地看是凶残的，资产阶级理性的确日益成功地这样做了—越来越概莫能外。在理论上被证明无用的东西嘲讽似地在实践中产生出来。因此，以前按照体系已过时的理想不能滔滔不绝地唱出关于“直觉知识”的洪亮胸音的人们，开始在意识形态上谈论各种类型的“体系的危机”。现实不能再得到解释，因为它被认为是完全可彻底解释的。现实在特殊合理性的压力下而加剧的不合理性，提供了为此辩解的借口：存在着由整合而产生的解体。如果能彻底地把社会看作一个封闭的体系，一个相应地不顺从主体的体系，那么，只要主体依然是主体，对主体来说，社会就成了令人极不愉快之物。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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