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便是二律背反学说的真正背景。在康德的著作以及在后来的唯心主义者的著作中，自由的观念开始和个别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研究相对立。康德把这些科学研究的对象流放到不自由的领域，实证科学的地位被指定在思辨之下在康德那里，是位于本体的学说之下。随着思辨激情逐渐衰退和个别科学相应发展，这种对立加剧到了极端。为此，科学付出了头脑狭隘的代价，哲学则付出了不承担义务的空谈的代价。哲学的内容越是被个别科学所征用—例如，心理学强占了康德只不过对其做出粗陋猜测的性格发生学—关于意志自由的哲学原理就越无可奈何地堕落成雄辩术。
如果科学坚持追求更多的合法性，如果这种追求先于任何信念而推动科学走向决定论一边，哲学就日渐成了前科学的、辩护性的自由观之大成。自由的二律背反论是康德哲学的一个本质要素，如同自由的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本质要素一样。继此之后，至少学院哲学起誓忠于居于经验之上的崇高领域的偶像。对个人的理智自由的赞美使得经验的个人更无情地承担起责任，更有效地受到惩罚的约束，而这种惩罚的前景在形而上学上被证明是合理的。
自由主义学说和压迫性实践的联合使哲学越来越远离对生活的自由和不自由的真知灼见。哲学不合时代地接近于黑格尔诊断为哲学之苦恼的那种空洞的教诲。但由于个别科学典型的例子是刑事法理学——对付不了自由问题而且肯定显露出自己的无能，个别科学便寻求哲学的帮助，但哲学同科学主义糟糕的抽象对立又使得它不能够提供这种帮助。在科学发现不能解决问题并寻求哲学来决定的地方，科学从哲学那里感受到的不过是一种世界观的安慰。
科学家正是由此确定了他们的方向听从情趣，而且，人们可以不无担心地说听从他们自身心理的动力结构。与自由和决定论的复杂关系的联系被托付给非理性的心愿，这种非理性在教条的普遍性和非最终的、或多或少经验的个别决定因素之间来回摇摆。最终，一个人关于这种复杂关系的立场开始取决于他的政治信条，或取决于他碰巧认识到的权力。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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