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最古老的是神话。由此，十足的反神话论者坚持认为任何东西都能还原为一度存在的东西。他们定量方法的等同性像命运的魔法一样没有为进化的变异留下任何余地。但是，在人们身上，那种从人们的反映中并违背这种反映而对象化了的东西一一他们的性格或意志、他们的自由的潜在器官—也暗中破坏了自由。因为这种东西体现了人们进一步服从的统治的原则。自我的同一性和自我异化从一开始就是同伴。这就是自我异化的概念之所以是可怜的浪漫主义概念的原委。同一性、自由的条件也同时直接就是决定论的原则。就一个人自身对象化成一种性格而言，存在着意志；个人与自身可以是任何东西—相对立，个人因此成了某种外部的东西，遵循那种服从于因果性的物的世界的模式。
此外，实证主义的“反应”概念—一个在意图上纯粹描述性的概念一预先假定的要比它所承认的多得多。“反应”预先假定了对每一既定状况的消极依赖性。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被先验地拐走了，自发性也被这一方法排除掉了。正是与调节性的意识形态相一致，人们殷勤地服务于世界过程，在理论上再一次放弃了相反的习惯，即自发性。如果消极的反应就是一切，那么一切都会是用旧哲学的术语说感受性，就不可能有任何思维。如果意志只能靠意识，那么人们也可以相应地假定意识只能靠意志。另一方面，自我保护在其历史上所呼唤的不单是被制约的反映，因此，它准备好了它最终会超越的东西。在这样做时，自我保护或许竭力同规定着它的反映形式的生物学个体进行竞争，反映很难不带有统一的因素。不断增强的是自我保护的自我。在自我面前，自由展现为自我和反映之间形成的差异。
自由与组织起来的社会
没有思想的自由很难为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找到理论上的理由，进而社会也会削减自由。自由与社会可以用霍布斯关于社会契约的构想来说明。与决定论者霍布斯相反，一种实际上始终如一的决定论将支持全体对个体的战争。如果所有人都是同等被预先决定的和盲目的，那么每一种行动标准也都失效了。一种极端的前景展现出来：那种认为人们为了共同生活的可能性而要求自由的说法难道不包含着一种不合逻辑的推论—自由必须是现实的，所以才不出现恐怖。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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