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控制这种制约性，意识必须使这种制约性明显起来。思想凭靠它的自由，像转向它的主体一样也转向了它自身，它的至上权力也导致了不自由概念。自由、不自由这两个概念不是简单对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理论上的好奇并不能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正是统治自然的至上权力及其社会格式塔，即对人的统治产生了人们意识的对立面：自由的观念。自由观念的历史原型是处在等级制度最顶端的人，不是明显不自主的人。
在抽象的“超自然”的普遍概念中，自由被精神化为来自因果性领域的自由。但这样一来，自由就成了自我欺骗，从心理学上说，主体对自身自由之命题的兴趣是自恋的，像儿童的自恋一样过分。甚至在康德的论证中也有自恋，因为他在范畴上把自由安排在凌驾于心理学之上的领域。根据他的《道德形而上学探本》，每一个人，包括“最臭名昭著的坏蛋”都需要“表现出意图诚实、始终恪守善的公理、有同情和普遍善良意志的样子”，并希望自己也被如此对待。他不能指望从中来“满足欲望”，“没有任何条件会满足他的现实的或其他想象的爱好，只有他个人的更大的内在价值但他相信，当他站在理智世界的一员的立场上时，他就是这个更好的人自由的观念，即不依赖于感性世界的决定性原因，强迫他不自觉地走出这一步”④。
康德竭尽全力来证明这种对更大的、内在的个人价值的期望以及这种激发自由命题的动机。这动机反过来又依赖于道德法则的客观性依赖于意识只能在这种期望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客观性。然而，康德无法使人们忘记，在人们的自由观中，“共同的人类理性的实践应用”⑤是和自我拔高的需要以及个人的“价值”相结合的。那种直接的意识，即“共同的道德的理性知识”，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的方法论出发点，它将发现自己同样有兴趣否定它断言的那种自由。主体—和主体的共同体—归于自身的自由越多，主体的责任就越大。
第一章 自由一—实践理性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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