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在资产阶级生活中肯定无法承担起这种责任，因为资产阶级的生活实践从没有赋予主体以理论所说的主体的完整的自主性。因此，主体肯定感到内疚。
主体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无力反对已独立于他们的社会。由此，主体意识到了自身自由的界限。然而，自由概念被压迫者也具有的概念一一的普遍性在作为自由之模式的统治面前退缩了。作为对这种退缩的反应，那些有自由之特权的人高兴地发现别人尚未成熟到可以有自由的程度。他们依靠自然的因果性振振有词地使这一点合理化。不但主体和自身的肉体性相融合，而且一致的合法性也在灵魂方面起着支配作用，反思曾努力把灵魂方面同肉体世界分离开。这种感觉随着灵魂被规定为一个统一体而相应地增长。但不自由感的存在不过是一种直接显现的自由感的存在；不自由感一直要求：要么社会上被感知到的现象影响主体—最古老的例子是所谓的柏拉图的心理学—要么心理科学成为一种对象化的科学。在心理科学的手中，它所揭示的灵魂生命成了万物中的一物并隶属于万物世界具有的因果性之下。
先于自我的冲动
光明的自由意识得益于对古代的冲动的记忆，而这种冲动并不是任何固定的自我所驾驭的。自我越是抑制这种冲动，自我就越发现先于时间的自由是混乱的，因而是成问题的。没有对先于自我的野性的冲动这种冲动后来被放逐到不自由地被自然所束缚的地区的回忆，就不可能派生出自由的观念，尽管自由的观念最终是强化自我。在自发性一这个哲学概念的确把自由拔高成凌驾于经验存在之上的行为方式上，回荡着一种回声，唯心主义哲学的自我打算靠他的控制和最终的破坏来证明自己的自由。通过为自己的反常形态辩护，社会鼓励个人把他们的个性以及他们的自由实体化。
在这种固执的假象所达到的范围内，意识只是在病态的状况中才知道了自己的不自由方面—例如，在强迫性的神经官能症中。这些病态强迫意识在它自身内在的环境中按照一些法则来行动，而意识觉得这些法则是与自我相疏远的。自由在它自身的天然领域里被否定了。神经官能症的痛苦在元心理学上还有一种意义，这就是它们破坏了“内部自由、外部不自由”这种适意的形象——尽管在病态状况下，主体不想看到由这种状况所表达的真理，主体既不能使这一真理与自己的冲动相协调，也不能使它与自己的合理兴趣相协调。神经官能症的真理内容是：它们证明自在的自我因某种异己的东西、因“这根本不是我”的感觉而成了不自由的。神经官能症恰恰是在自我对自身的内在天性的统治失灵的地方证明了自我不自由。就此而言，神经官能症是真实的。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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