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关于智性世界的命题，如果到经验世界寻求安慰，就必须容忍经验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又按思辨思想的旨意反对这种安慰，思辨思想厌恶所谓的“例子”，就像厌恶某种低下的东西一样。康德的著作不乏这种厌恶的表现：“事例的唯一的大的益处在于，它们增强了判断力。因为就理智见解的准确性和精确性而言，毋宁说事例都会对其造成某种损害，这是由于它们很少充分满足规则的条件(作为终极因)，而且也经常削弱智性想理解一般的、独立于经验特殊环境的规则的充分性的努力，因而它们最终培养了一种用公式作为基本规则的习惯。所以，事例是判断力的牵引带，是缺乏判断力的自然天赋的人不能没有的牵引带。”⑨
和康德本人的见解相反，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他并不讨厌使用例子。这使人们怀疑，他之所以需要例子，乃是因为在经验上隐瞒真相是证明存在和形式道德法则的关系，从而证明绝对命令的可能性的唯一方式。他的哲学报复了他，因为他的例子是子虚乌有的。道德实验的荒谬性可以在它们把不相容的事物结合起来、打算算计超出可算计性领域之外的事情的企图中找到其核心。⑩
附加物
尽管如此，实验还是显示了一种要素，我们可以按其被经验的方式把这一要素叫作附加物。主体的决定不是在因果链条中圆滑滚动的；毋宁说出现了一种冲撞。在传统哲学中，意识借以使自身外化的那种实际附加物又只被解释成意识。它被假定为起干预作用，而这种干预又是纯粹精神多少可预知的。被解释的，最终为的是要证明的：主体的反思即使不能破坏自然的因果性，至少也只有它能改变其方向，补充上另外的运动次序。对自由要素的自我经验依赖于意识。只是就主体感到自己的行动是与自己相统一的且又只是自觉这样做的而言，主体才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只是在这种行动中，主体性才能艰难地、短暂地抬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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