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是在自我解放的现代主体自我反思的开始，在《哈姆雷特》中，我们发现见解和行动的歧异被典型地表达出来。主体越是变成一个自为的存在物，他就越是疏远同既定秩序的未被破坏的协调，他的行动和他的意识也就越不会是统一的。在理性主义规则看来，附加物有一个不合理的方面，它否认笛卡尔的我在与我思的二元论，因为这种二元论把附加物当作精神的东西和我思混为一谈，禁止考虑它同思想的差别。附加物是一种冲动，是一个阶段的残余。在这个阶段中，精神之外的和精神之内的东西的二元论还没有彻底巩固，既不是靠意志来沟通的，也不是一种本体论的终极。
这也影响了意志的概念。意志包含着所谓的“意识事实”(意识事实同时从纯描述上看又不单是这样的事实一这一点隐藏在意志向实践的过渡中)。精神和肉体合一的冲动超出了它恰所属于的意识领域。凭借这种冲动，自由扩展到经验的领域，使得那种作为既是盲目的自然又是被压抑的自然状态的自由概念有了活力。自由的幻象—理性不允许这种幻象被任何因果独立性的证据所减弱是自然与精神相调和的幻象，它不像在康德把理性等同于意志的意义上所看起来那样疏远于理性，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哲学的反思来说，自由的幻象表现为彻底的他者，因为被还原于纯粹实践理性的意志是一种抽象。附加物是用来标志在这种抽象中被清除掉的东西的名称，没有它，就根本不会有任何现实的意志，它是在某种早已过去的东西和某种成长起来但未被认识而有一天能被认识的东西两极之间的闪光。
真实的实践，即那些能满足自由观念的行动总体，的确需要充分的理论意识。决定论在通向行动的过程中勾销了理性，把行动转交给统治的自动作用；它自以为具有的那种未经反思的自由开始服务于总的不自由。希特勒的帝国、决定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联合、自然因果性的肯定性扩展，所有这一切告诉我们这个教训。但实践还需要某种别的东西，即意识不能穷尽的肉体的东西、传达于理性而在性质上又不同于理性的东西。这两种因素决不是分别被体验到的。但哲学的分析已经制造了这样的现象，以致后来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能认为仿佛某种别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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