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种同一性的批判将不仅打击主观的因果概念的肯定的一本体论的神化，而且也打击康德关于自由的必然性的证据。因为这种证据的纯形式总是有某种矛盾的东西。必须有自由，这是立法的自主主体所提出的至高无上的要求。它自身的自由—兼并一切非同一性的那种同一性—的实质，与“必须”、与法则以及与绝对的统治是一种东西。这是点燃康德激情的火花，他甚至把自由解释成因果性的一种特殊情形。对他来说，有关系的是“持久的法则”。他的胆怯的资产阶级对无政府状态的厌恶并不见得比他自豪的资产阶级对监护的反感更少一些。在这里，社会也以各种方法侵入了他的最形式化的反思中。自在的形式性是资产阶级的特性；一方面，它使个人摆脱了什么应是公正而不是相反的限制性和规定性；另一方面，它拿不出什么东西反对现实的事物，只能使自身建立在统治之上，而统治已上升到纯粹原则的等级。
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根源中，隐藏着孔德后来关于进步法则和秩序法则的社会学二分法，带有有利于后一种法则的倾向。秩序，依据其合法性的力量应控制着进步。人们在康德来自反题证明的一句话中听出了这种暗示：“自由(独立)于自然的法则的确是摆脱强制，但也是摆脱一切统治的准则。”这种准则应被“无条件的因果性”—也就是说，被自由的生产行为所“撕破”。当这种行为在反题中受到科学的批判时，它便具有了康德授予它的“盲目的”称号，如同固执的事实在别的地方具有这一称号一样。康德匆忙地认为自由是法则，这说明他不会比他的阶级更严谨地对待它。早在这个阶级畏惧工业无产者之前——例如，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中——这个阶级就习惯于把对个人解放的赞美和为一种秩序的辩护结合起来，据说在这种秩序中有“无形的手”在关照着乞丐和国王，同时甚至自由竞争者在这种秩序中也不得不留意——封建的—“公平交易”的规则。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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