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通俗化者，在把秩序叫作“慈悲的天女”时并没有误解他的哲学导师；而且，当他在同一首诗中强调“当人们自身自由时幸福不能昌盛”时，他也没有误解他的哲学导师。这两个人都不想了解他们那一代人在相对温和的法国革命的恐怖中所看到的“混乱”(保皇党人的残暴根本没有使他们愤怒)是由一种镇压造成的，而这种镇压的性格又恰恰在那些反对镇压的人身上幸存着。如果罗伯斯庇尔给他们以口实，所有最初曾不得不欢呼这场革命的德国天才并不能非常迅速地诽谤这场革命。当“合法性”以“无法性”为代价而受到称赞而且实际上说出“自由的幻景”一词时，同样的宽慰感在康德对立的证明中是可感知到的。法则获得了赞美者的“持久的”称号。这一称号使法则凌驾于无政府状态的恐怖景象之上，同时又不允许去怀疑法则恰恰是旧的不自由的邪恶。但在康德那里，法则概念的统治地位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他用这种统治地位作为法则假定的更高统一性，既证明了正题又证明了反题。
对立的论证
众所周知，贯穿在有关纯粹理性的对立性的全部章节中的论证，是按相反的方式进行的：每一正题都把那种因果性的先验用法的罪责强加于反题，因而这种用法从一开始就违背了范畴学说；反题中的因果范畴据说超越了可能的经验的界限。在这里实质上被忽视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始终如一的科学主义都将防范因果范畴的这种形而上学用法。为了避免科学主义的不可知的后果理论理性的学说正确地与之意见相投一康德确定了一种根本不和科学主义的立场相吻合的反题：赢得自由靠的是击倒一个作为尺度的稻草人。所证明的只是人们不应该把因果性看作肯定的所与的无限根据《纯粹理性批判》的要旨，这是实证主义者最不会反对的一种同义反复。但是，甚至在正题的论证关联中，也不意味着因果链条同一种被假定像因果链条一样肯定的自由的命题相割裂。
第一章 自由——实践理性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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