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它在原则上是时间行动的一种属性而且只能在时间上被现实化何以被论断成具有某种完全非时间的东西，这是深不可测的；而这种非时间的东西如何在时空的世界中产生作用同时又不改变时间本身，以免误入康德的因果性领域，这也是深不可测的。为此，雪中送炭似地插进来了“自在之物”的概念。这一概念秘密地和不确定地标志着思想的一个盲点，唯独它的不确定性允许根据解释的需要来考虑它。康德给予自在之物的唯一性质是它“影响着”主体。然而在这种活动中，自在之物又截然地同主体相对立，只有靠一种不可履行的思辨-康德在任何地方都未实行—它才和作为另一种“自在之物”的道德主体偶然地堆在一起。
康德的认识批判并不允许他把自由引入存在，他靠祈求一种存在领域来救自己。这种存在领域的确可以免遭这种批判，但也被免除了任何有关它可以是什么的判断。康德企图给自由学说以具体的形式，把自由归于活生生的主体。他的这一企图使他陷入了自相矛盾的论断：“我们可以退一步承认，假如我们能够非常广泛地洞见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如同他在内在和外在行动中所表明的那样；假如这些行动背后的每一持久的主要动力连同它们的每一外部原因对我们都是已知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中，一个人的未来行为就将以月食或日食那样的确定性成为可以计算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断定人是自由的。”
甚至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也不能没有像“主要动力”之类的术语。这是一件关联到实质的事情。以一种想给自由以那种对自由学说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可理解性的企图，康德隐喻的媒介使他不可避免地走向来自经验世界的观念。“原动力”是一个因果的、机械的概念，但即使前半句是有效的，后半句也是废话。它服务于一个目的：一旦人在经验上被卷进总的因果性中，此外又在形而上学上被卷入神秘的命运关联中，那么，以自由的名义强加于他的一种罪责一如果有总的决定因素的话便不会是罪责。靠人的有罪感，决定因素将在各方面得以增强，直至人类主观性的最核心。这种自由的建构没有干别的，只是抛弃它据之为基础的理性，并独断地恐吓那种徒劳地极力思考它的人。理性本身对康德来说不过是立法的能力。这就是他从一开始就必须把自由表述为“一种特定的因果性”的原因。他在设定了它之后又把它拿走了。
第一章 自由——实践理性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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