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如霍克海默所注意到的，康德的“不单是”是语言的一种突起的、平淡的转折，不是为了破坏乌托邦实现的机会。经验，甚至常有堕落的剥削形式的经验，也被当作更好事物的条件所接受如同康德后来在历史哲学中、在对抗的概念下所阐明的那样。在那里.我们读到：“自然用来发展它的一切倾向的手段是这些手段在社会中的对抗，假如这种对抗最终成为受法则支配的社会秩序的原因的话。我以对抗意指人们的非社会的社会性，即他们结成联系然而又进行持久的抵抗从而构成分裂这种联系的威胁性倾向。这种倾向显然存在于人性之中。人趋于成为社会化的，因为他在这种状况中更感到是人，即感到他的自然倾向发展了。但他也非常趋于成为个体的(孤立的)，因为同时他在自身发现了唯一根据他的感觉而期待整理事物的非社会的性格。他因此期望抵抗，正如他知道自己倾向于抵制他人一样。这种抵抗是唤醒人的一切力量的东西，是使他克服他天生的懒惰并且—不管是否为威望、权力或财产所驱使为自己在他的同类中谋取地位的东西。他不太喜欢他的同类，但又不能没有他的同类。”
尽管具有最合伦理的精神性，“作为自在目的的人性的原则”也不是某种纯粹内在的东西。它是人的概念实现的一种汇票。这种概念作为社会的——尽管内在化的——原则，它唯一的地方在每一个人身上。康德肯定注意到了“人性”一词的双重意义：既是人之为人的观念，又是一切人的总体性。他以一种辩证的即使开玩笑也很深邃的方式把人性引入到理论中。他后来的语言用法在实体的表达方式和其他涉及观念的表达方式之间举棋不定。“理性的存在物”肯定意指着活生生的人类主体，但康德的“普遍的自在目的的王国”据说和理性的存在物相等同，但又超越了人类主体。他既不想把人性的观念让给现存的社会，又不想让它挥发成幻影。紧张感一直在增长，直至在康德关于幸福的矛盾心理上也出现裂口：一方面以“有幸福价值”的概念来维护幸福；另一方面又把幸福贬低为他治的，贬低为在他甚至发现“有普遍幸福”的地方的一种对意志不合适的法则。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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