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它产生现实的后果。
个人的决定作用和与这种决定作用相矛盾的社会责任之间的二律背反不应归因于概念的误用。它是一种现实，是道德的象征，标志着普遍与特殊的不协调。根据所有心理学的见解，甚至希特勒及其帮凶也是他们童年的奴隶，是精神不健全的产物。然而，不应把人们打算捕获的少数人宣判为无罪，免得罪行(对群众的无意识来说，这证明天上的雷击是不起作用的)无休止地重犯。不应该用和理性不一致的功利必然性之类的人为构想来掩饰这一点。只有当整个个体的领域，包括它的道德方面被看透是一种副现象时，个人才能获得人性。整个社会经常出于对自己境况的绝望而代表着自由反对个人代表着那种以羞辱个人的不自由的腔调所许诺的自由。
另一方面，在这个社会普遍压抑的时代，反社会的自由形象仅仅生存在被压碎滥用的个人特点中。这种自由在历史的任何环节中隐藏在什么地方，是不能一劳永逸规定的。作为对压抑的抵制，自由在变化着的压抑形式中变得具体了。有多少意志的自由，就有多少想自由的人。
但自由本身和不自由完全纠缠在一起，以致不自由不是自由的妨碍，而是它概念的一个前提。就像别的任何简单概念一样，自由的概念也不能被当作绝对的东西加以剔除。没有理性的统一和强制，任何类似于自由的东西都不能进入头脑中来，更不必说存在了。这在哲学上已被书写成了文献。可行的自由模式只有一种：意识。正如它干预总的社会构造一样，它也将通过这种构造而于预个人的气质。这种概念不是十足的空想，因为意识是动能的衍生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冲动本身，也是它干预的东西的一个要素。假如康德强烈否认的这种密切关系不存在的话，那么也就不会有自由观念。尽管他为自由观念的缘故而否认这种密切关系。
因果性的危机
自由观念的遭遇似乎也是它的对应物因果性概念的遭遇。按照虚假地消除对立的总趋势，普遍性靠同一化自上而下地肃清了特殊性。从自然科学的因果性危机中不应很快地作出任何结论。在那里，这种危机明确地只适用于微观领域；相反，至少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因果性公式却是如此地广博，以至它们甚至可能会为纯粹统计学的合法性留下余地。自然科学满足于以其演进方式中内在的操作定义来操纵因果性。但对哲学来说，却不能不对因果性进行考虑，如果需要完成的不单是抽象地重复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的话。自然科学和哲学已不幸地分离开来，单靠需要不能把它们粘在一起。
否定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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